「本文来源：沈阳日报」
□谵小语
清华国学研究院，是中国近代教育史、学术史乃至思想史上一个里程碑式的存在。尽管研究院仅办了四年，但这四年间培养的七十余名毕业生后来几乎都成为国内相关领域的一流专家。由梁启超、王国维、赵元任与陈寅恪组成了国学研究院“四大导师”，其阵容堪称空前绝后。那么是什么人有如此大的本事，能够把以四大导师为首的海内外顶级学者拉到清华园呢？
这位召唤神龙者是一位不过三十出头的年轻人，他叫吴宓，字雨僧，中国比较文学之父，在美留学时与陈寅恪、汤用彤并称“哈佛三杰”。1925年初，吴宓走进清华园，就任国学研究院筹备处主任，而此前他供职于沈水之滨的东北大学，他正是作别奉天南下北京的。
吴宓不是奉天人，那他是怎么到东北大学的呢？
事情还要从吴宓结束留学生活回国说起。1921年，在哈佛大学比较文学系求学的吴宓硕士毕业。作为美国著名批评家、新人文主义美学创始人之一欧文·白璧德的弟子，回国之初，吴宓原本去了南京的东南大学，那是他心仪已久的地方，他与哈佛同门梅光迪一起在东南大学创办了全国第一个西洋文学系。吴宓同时开了四门课：英国文学史、英诗选读、英国小说和修辞原理。在这些课程中，吴宓常常从中国文化观念出发，对西方文学进行诠释，可以说这是中国比较文学教学与研究的开端。
当时，发源于北大的新文化运动方兴未艾，新文化阵营中有一些全盘否定传统文化的激进声音，这遭到了一部分知识分子的反对，他们提出“昌明国粹·融化新知”的主张。吴宓是反激进的代表，他认为：“今欲造成中国之新文化，自当兼取中西文明之精华，而熔铸之，贯通之。”于是他和梅光迪、胡先骕、柳诒徵等人创办了《学衡》杂志，并担任总编辑，每期杂志由中华书局正式出版。学衡派与新文化派的论战就此成为近代学术史与文化史的公案，双方对于中国未来道路的选择、如何学习西方文化以及如何对待中国文化所持的不同态度，反映出那一代知识分子对国家前途命运的思索。
然而，东南大学一些激进学人对副校长刘伯明支持《学衡》，并重用梅光迪、吴宓等人不满，认为学衡派开历史的倒车，双方形成了剑拔弩张的对峙局面。1923年11月24日，刘伯明病逝。吴宓悲恸万分，眼含热泪写下了一副262字的超长挽联，其中有两句——
处内外怨毒谤毁所集聚，致抱郁沉沉入骨之疾。
世路多崎岖，何至厄才若是。
撷中西礼教学术之菁华，以立氓蚩蚩成德之基。
大业初发轫，遽而撒手独归。
刘伯明曾以自己的智慧和人格魅力凝聚了一批才学兼优之士，他的离世令吴宓等人的处境尴尬而艰难。第二年春夏之交，西洋文学系又要被合并回英语系。吴宓当即表态说：“我就是冲着‘西洋文学系’这五个字来的，现在这五个字要是取消了，我也就没有必要再留在东大，哪怕让我当系主任，月薪加到300元，我也不干！”这一时期《学衡》内部也出现了多种分歧和不同的选择，凡此种种甚至险些让《学衡》解体。
恰恰在此期间，东北大学文法科学长汪兆璠来函，促其北上任教。吴宓几经忖度，于1924年5月底同意了东北大学的延聘，同年8月赴奉天就职。
吴宓在东北大学任外国文学系教授，讲授《英国文学史》《修辞及作文》和《英文读本》等课程，工作压力不大。由于得到了老友及校方的关照，生活也比较安适，授课之余，有了更多时间和精力从事《学衡》的编辑工作。虽然其间遇到了种种困难（如中华书局考虑经济效益几次表示要终止出版《学衡》，吴宓承诺对其进行经济补偿后，中华书局才同意继续出版一年），但吴宓在东北大学编辑《学衡》的工作始终没有停止，并且还增设了柳诒徵、汤用彤为干事，以增强团队力量。
不得不说，《学衡》之所以能坚持办下来，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东北知识分子和文化人士的大力支持。如《东北文化月报》主编杨成能就极为推崇《学衡》，在自己的报纸上转载过多篇《学衡》的文章，甚至加入了学衡社。东北大学文法科学长汪兆璠同样赞同并支持《学衡》，还把吴宓介绍给国民政府东北政务委员会秘书、辽宁省政府秘书长金毓黻，金氏后来曾出资帮助《学衡》渡过难关。东北知识人对《学衡》的一系列主张也提出了不同的见解，其间与吴宓等多有交流碰撞，对于《学衡》的良性发展起到了促进作用。吴宓又举荐柳诒徵、刘永济、刘朴等同人到东北大学任教，使东北大学一度成为《学衡》继东南大学后的又一阵地，这些无疑也扩大了《学衡》在东北的影响。当时据中华书局统计，订阅《学衡》杂志及零期购阅者，各省中以江苏省为最多，奉天省次之，居第二。
在东北大学期间，吴宓还受邀到大连、旅顺等地演讲、参观，颇受礼遇和尊崇。
吴宓在东北大学执教其实只有一个学期，但是这里却给他留下了极为难忘的记忆。他甚至在1925年底给好友庄士敦写信时说，东北大学“在治学严谨和学生勤奋方面，为中国最佳”！当时的东北大学校舍位于始建于1905年的奉天师范学堂旧址，校园北侧有一座明代古寺，名为慈恩寺，占地约12000多平方米，至今依然是沈阳市最大的佛教寺院。顺治年间，因写为民请命文章而受“文字狱”迫害的函可和尚曾在此梵修，后来与谪戍辽海的名流共建“冰天诗社”，与盛京文人雅士谈诗论道。这些往事，作为诗人的雨僧先生不可能不知道，南望五里河，北邻慈恩寺，他一度认为这里是实现个人栖居生活理想的不错之选——“专为个人枝栖计，亦差足自慰也”。
当清华大学发来邀约时，吴宓大概隐隐感到生命中“天降大任”的序幕即将拉开了。实际上，早在1924年9月2日，就收到了清华学校校长曹云祥的来电，和他探讨加盟清华的事宜。刚刚经历了一场暴风雨的吴宓，决定先在东北一隅的沈水之滨“蛰居”一段时日，然后再做打算。结果，一个学期之后，吴宓觉得自己在奉天的生活过于安逸了，跳出舒适区的想法和再造清华的使命感共同促使吴宓毅然决定离开东北大学，告别奉天。
从初出茅庐遭遇挫败出走江南古都，到信心满怀踏进清华园排演风云际会，这期间的东北生活虽然短暂，却可以说是吴宓走出人生低谷而几近涅槃的重要时期。沈阳，如同吴宓的福地和第二故乡，让他终生难忘。对此，他曾经写诗说：“江南未许长为客，塞北何缘似故乡。”
1931年9月初，吴宓游历欧洲归国时，坐火车取道苏联经东北入京，特意故地重游，在沈阳和老友重聚，把酒言欢。不承想，十余天后九一八事变爆发，吴宓愤懑至极，立即以自己当时正在担任主编的《大公报·文学副刊》为阵地，开辟“国难与文学”专栏，高举抗战救国的大旗，为东北人民呐喊，为中华民族呐喊……。
本活动《“数”说教育家吴宓——吴宓教育数字馆系列宣教活动》获2023年度陕西省社科普及资助项目（项目编号：2023KP033）资助。
